日據時期（民國5-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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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期（民國5-34年）大事年表
21年(昭和七年) 針岩初次攀登
20年(昭和六年) 首次冬季攀登大霸尖山
16/8/4(昭和二年) 大霸尖山首攀
5年（大正五年） 大霸初探
請看更詳細的日據時期攀岩紀錄

日據時期台灣攀岩活動記錄
整理自"台灣登山小史/沼井鐵太郎著/吳永華譯/晨星出版社/民86
資料整理：趙子凱

年份 記錄內容
大正五年（1916） 此年六月，財津氏、伊藤太右衙門氏等一行探險大霸尖山（三 五0五公尺），登頂小霸尖山（三四四五公尺），在大霸巨岩下四周勘查。一行人當中的警察官石田貞助氏則單身攀登東南稜岩壁。（p.68）
大正九年（1920） 在日本登山界方面，日本阿爾卑斯的夏山探險時代也宣告結束，而上越、奧利、北海道等地成為登山家實地探查的新焦點；冬山、溪谷、岩場的技術探險時代漸漸被納入正統。海外的登山遠征也被認真地考慮，學生登山家的質與量也顯著支配著登山界，台灣的登山界也掀起了業餘登山的澎游風潮。（p.76）
大正十五年（1926） 在登山記錄上，此年新高山有兩項新成績。其中之一是住在上海的英國人傑克森（Jackson）在八通關停留一週，在警察官陪同下探訪陳有蘭溪源頭金門峒的絕景名勝，回程並在甚為危險的崩石區進行攀岩。這些都是台灣登山界的近代黎明期中值得注意的登山活動。（p.84）
年份 台灣山岳會自創立（1926.11）至昭和十四年四月（1939.4）為止，其所達成的主要成就如下：第十四項、登山講習會，以攀岩講習為主。（p.93-p.94）

在量的方面，台灣山岳會及其他登山團體的登山成績激增；在質的方面則屬不以山岳為終生職志的業餘登山家十分活躍的時代。換言之，此時代的初登記錄開始由官憲及學術調查以外的純粹登山者所建立。尤其是大霸尖山的首次登頂，當初是由台灣山岳會一手締造，是真正人類史上的初登，為台灣高漲的登山意識提供劃時代的原動力。此後台灣的登山趨勢是對未知高山努力開路初登與記錄，憑藉自力挺身於山岳高難度路線的初次攀登，勇氣與野心成為一般登山家的登山動機。

實際上，以官憲方面為主的末踏山峰登頂調查與記錄，大體上在昭和五、六年間︵一九二一o、三一︶已告結束。一方面登山家無論是在中央尖山、或大霸尖山與次高山問的高連山脈或其他高峰都已列名在文化史的初登記錄上，更與日本內地登山男的趨勢同步，自討登山計劃、自行判斷、重視技術，對頑冥的原住民地域觀念和人為的登山困難一一加以改善克服，在大小高低絕徑之中找路，在沒嚮導亦無挑夫的情況下進行攀岩、溯溪的練習 ，開拓冬季登山的新領域，這些在昭和年代的登山記錄中佔了重要的篇幅。（P.99-P.100）
昭和二年（1927） 本時期純粹登山家也在七月艷陽下的高連山地上活躍著。首先台北高校的學生西尾、國分、森腕三人由鎮漢堡方向來到大霸尖山岩塔下，雖以繩索迫近西南稜的南面並攀登至中段，但因無法克服上方的垂直峭壁，飲恨而返。回程時順便攀登了小霸尖山。而另組人馬卻完成 大霸尖山的首次登頂。
七月三十一日，從台北出發的台灣山岳會本隊，經過新竹及檜山駐在所，整隊後出發進入蕃路，再經伊澤山（三二九六公尺，一九一六年完成初登），於八月三日露營於大霸尖山巨岩塔西麓，當天在西側作觀察，四日再登小霸尖山頂作偵察，最後決定取東南稜。 在攀登呈八十度直角的七十尺絕壁之惡劣地形後，終於登上此一獨立不羈的絕嶺，是人類第一次的登頂。初登者有台灣山岳會員的生駒、中曾根、古平、水田諸氏、筆者、台北一中教官獺古氏、搜索隊長綿引警部補等七人。另外尚有由台灣教育會派遣的攝影班荻屋、相原兩人、搜索隊的警官、原住民挑夫等四十餘人所組成的登山隊伍。（註二：「台灣山岳彙報」第十二年二六頁）（p.105-p.107）

岩場方面：觀音山東側的石溪也提供登山者技術性的攀登場所。其他如文山郡的獅頭山、二格山、加九嶺越嶺、皇帝殿山的岩場、北投附近的攀岩練習（p.110-p.111）
昭和三年（1928） 本年由於外界的刺激，使得原本登山風氣已十分旺盛的台灣岳界，氣氛更加高漲。 本年正月以後也有二、三項在春季積雪時攀登新高山的記錄。首先是台中州兒玉內務部長於三月上旬以冰斧在冷洌的強烈暴風雪下強行登頂。其次是三月底台北高校山岳部的齋藤教授及學生一行，由阿里山新道路欲登主山，但因無法突破絕頂下數十尺附近的硬雪結冰，最後無功而返。以當時日本內地登山界與台灣岳界積雪期的登山技術相比，台灣岳界對於自身高山的經驗與研究顯得非常不足，一般登山家並無使用冰爪、冰斧、繩索的常識。 （p.118）

最後在昭和三年以台北為中心的小型登山方面，以台灣山岳會會員為組成核心份子的新路線之探究活動愈發旺盛。
岩場方面：如皇帝殿山稜線及北側的岩場。（p.124）
昭和四年（1929） 二月以後的登山活動由台北高校山岳部揭開序幕，此即三月底的大武山登山隊及以能高越為中心地點的登山。大武山一行由河南教授、鹿野氏等人組成，是學校團體攀登此山。以能高越為中心的一行則自三月十八日至月底，由齋藤教授、船曳教官率領若干名學生，進行能高山、能高山南峰、白能山（能高山南峰、白石山之間的一峰「三一00公尺」，當時的假名）、白石山來回縰走，攀登能高山北峰（三一八三公尺）及奇萊主山南峰。而且船曳氏在原住民陪同下，強行攀登奇萊主山來回，在山頂附近利用繩索登頂。以能高越為中心的登山而能有如此活潑的行程，這還是登山團體的第一次。（p.132-p.133）

昭和四年以台北為中心的小型登山計有：樹林口徒步旅行、北投不動瀑布附近、鳥尖、及北投丘陵岩攀 ，鶯歌石、鳳髻尖岩尾稜西面獨立峰南稜及東側之懸垂下降 、角板山、烏來至插天山等多項新記錄。（p.136-p.137）

岩場方面：而針對皇帝殿山、鳳髻尖岩場無數回詳細研究及對屬東京秩父級的插天山脈之深入探索也值得注意（p.138）
昭和五年（1930） 首先是自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在嘉義郡的好意下以新高下駐在所為根據地進行新高山各峰的純粹攀登。組員是台灣山岳會的木田文治、平澤龜一郎、齋藤三男、肯木孝二諸氏及筆者，再加上岡村巡查合計六人；或從主山、北山間及以前登頂主山的路線走過陡坡岩溝，或用繩索攀越南山和南山西南稜間的岩壁，或攀登東山、懸垂下降攀爬在主山、東山間的無名山峰，為岩場的研究試登而奉獻心力。 以今日的眼光來看，這些都只不過是普通的路線，不過在當時原住民地域情勢不穩的情況下，攀登新高各峰或試登南山、南玉山方面諸山，研究有關冬季攀登新高山的氣象、岩石、用具、食品以及其他相關的業績全都是些新鮮事。尤其是所謂放射線登山的新型式在台灣登山活動之展開一事，更是登山發展史上的一項重點。（p.142-p.143）

岩場方面：台北附近的五指山再三有人登行，也有人對其附近岩場與北側險崖進行探勘。鳳髻尖的主峰與鳥嘴尖都成為大眾登山地，亦有人對主峰東岩尾稜反覆攀岩探查。（p.157）
昭和六年（1931） 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的高山登山活動，只有台灣山岳會的中崎大三郎、浦上郡太郎兩人在冬季攀登大霸尖山而已，這是第一次在冬季攀登大霸尖山，也是第三次的登頂記錄。（p.163）

本年陸續產生大霸尖山，次高山的登山新記錄。首先在三月下旬，台灣山岳會的井上一男、高尾勝夫、田榮藏、台北高校山岳部的山崎、本村、小林諸氏在春雪季節攀登大霸尖山。 此行有泰雅族青年同行，同樣使用登山綱繩登頂，是原住民最初登頂的新記錄。（p.164）

大霸尖山、次高山之間險峻無雙的高連山脈，此年夏天被三組 純登山家的繩索隊伍橫斷完成，這是繼昭和二年的大霸尖山初登、昭和五年中央山脈南半段的探險登山之後的另一劃時代成就。其中兩組自不同的根據地出發，但幾乎同時在大稜線會合，引來媒體爭相報導;一般人抱持著好奇的關心，登山界對此則是毀譽參半。第三組在縱走時因沒有原住民嚮導，一時行蹤不明，也引來社會的關注。以下將就此等成就作具體的陳述。

台北高校山岳部的教官船曳實雄氏（台灣山岳會員）率學生數名，於七月上旬從台北出發，與埤亞南社原住民經埤亞南鞍部登上桃山（純粹登山的開始），接著沿山稜西行，越過池有山（三三o一公尺）登上品田山（三五二九公尺）。船曳氏一人單獨探查西面斷崖，知道無法通過，於是全隊就由布秀蘭山北側登上大霸尖山。隨後因糧食等問題而避開素密達斷崖稜線及巴紗拉雲山，於十四日抵達次高山，由志佳陽社下山。池有山、品田山這兩座山在前年已由調查隊完成初登，但是純粹登山家的確實登頂記錄則是從此次開始。又前方（東邊）是經東側山腹抵次高山的原住民狩獵路線，以學校團體而能行走在如此困難的路線上，也算得上是一項新記錄。

其次是日本山岳會員兼加拿大山岳會員的九州北田正三氏再度來台。與台灣山岳會的井上一男、守佐見守兩人及新竹州澀木巡查、竹東郡原住民，於七月十一日由井上溫泉到達大霸尖山下，十三日登頂，正好這一天前面所述船曳氏一行比北田氏先一步登頂，在下山途中相遇，北田氏單獨一人由南面中央以繩索完成初次攀登，確認大霸尖山新登頂路線的可能性。一行人再循稜線南下由西側登上品田山，循稜線由東北側登頂素密達山（三五一七公尺），與筆者前年所定的路線正好相反。十五日經過巴紗拉雲山抵達次高山，由志佳陽社下山。此行是大霸尖山、次高山之間所謂的「聖稜線」之首次完全征服。而除了大霸尖山外，另外二峰「從更困難的新岩壁完成首登」也是一項成就。（p.166-p.169）

岩場方面：攀岩的地點則有北投附近、親指山、青潭溪上游、筆架山北側、直潭山南側溪流、大桶山西側溪流、皇帝殿山、塞口山西側岩峰、鳳髻尖等。（p.173）
昭和七年（1932）p.180 台灣山岳會的永石淳、宇佐見守、與筆者在個人及惡劣天候的不利條件下，僅由碎石坡的雪溪中來回登頂東峰，並由一般的路徑登上主峰，僅有在新高駐在所附近完成對針岩的初登成績而已，但這也是第一次在沒有嚮導陪同的情況下所完成的行動。

岩場方面：昭和七年以台北為中心的小型登山已朝分類廣而深的方向邁進。在走遍大屯山群之後，登山家從而追求插天山脈未踏之境，探索近鄰的山谷與岩場。 攀岩則以鳳髻尖一帶研究最為透澈，其附近惡絕的塞口山石壁新攀登、直潭山南面溪谷、龜山附近的陡急岩溝、筆架山北邊斷崖、汐留大尖山西邊溪谷、大屯山的組坑、八連溪、面天山內的溪谷、皇帝殿山等探索；且應一般登山家的要求，台灣山岳會也舉辦為期四天的攀岩講習會。（p.187-p.188）
昭和八年（1933）p.193-p.195 齋藤三男、今野三郎兩人與筆者的清水山（二四o七公尺）之行，在沒有嚮導挑夫的情況下，從最急峻的東海岸方面攀登山稜與岩谷，並且調查石灰岩山地的性質。出羽佐久一、岡野宗一兩氏在積雪期由八通關方面攀登新高主山及東山，其間對陡急岩溝的初次攀登，以及在主峰附近進行的攀岩練習，也都是一項新的記錄。 台灣山岳會的小原泰治氏試登奇萊主山西面的峭壁，但因同行的原住民臨陣脫逃而無法登頂，抱憾下山。不過嘗試從西面直登已是一項新的記錄。 p.202-p.203 七月底至八月上旬加入台灣山岳會的新高山特別班，由筆者擔任總領隊，與另三名同志社山岳部部員及立教山岳部的小原勝郎、山田正夫、湯本正久、中鳥雷二等四人共同試攀新高山各峰。總計完成從南山東稜最高點到二個東邊的峰頭、南山西南稜（三五八四公尺，小南山）的初登縱走（此行程有台南州伊達巡查同行）、由主山與東山間稜線沿北壁下降，經東山東峰北稜西面到達東山東峰新登頂的記錄（兒島、入江及筆者）。最後攀登落差達四百公尺的岩壁，有過半的距離須以登山用綱繩攀爬，是台灣最長的一段岩攀。

岩場方面：在鳳髻尖岩場作了數回新地點的登降。此年登山家也渡航攀登基隆島、石荑尖山東稜的岩稜及白山等新岩場：也對八連溪下降，面天山北邊溪谷等地進行再探究。（p.211）
昭和九年（1934） 首先在新高山方面有四個具特色的登山報告。一是台灣山岳會的岡野宗一、橋爪清兩人與所屬台銀山岳部的喜多村民共同在長命水附近露營（是冬季在長命水露營的第一人），攀爬在東山北面冰雪直下的陡急岩溝，完成東山至主山的縱走。二是台灣山岳會的山下只三、松本芳夫、大窪七郎三人與筆者，從沙里仙溪、塔塔加鞍都到新高山下，在冰雪中由主山北稜以繩索下降，在已完成大半行程時因天候惡劣，綜合條件差而停止登頂折返。（p.218）

七、八月間，堪稱昭和九年最有份量的登山行動是神戶商大山岳部台灣偵察班的日比野真二、石田宗太郎、奧田五郎諸氏的來台。他們於七月二十一日由陶塞經中央尖山東尾稜的波干狩獵小屋出南湖大山、中央尖山問的大按部原住民路徑之新路線，登頂南湖大山後宿泊於主山西南的小岩屋，在主山東南面練習攀岩（陶塞峰？），之後出中央尖山縰走到畢祿山，從新設道路下至他比多（譯註：今天祥）。（p.223-p.224）

岩場方面：岩場除了皇帝殿山、鳳髻尖、筆架山、面天山北面溪谷、基隆島等已知者外，還有鳥塗窟、金瓜石的獅子岩和半平山等新地點。（p.228）
昭和十年（1935） 岩場方面：攀岩者在唭哩岸岩場及石荑尖山東稜進行攀岩，至於其他已知的山就不再一一細述。（p.237）
昭和十一年（1936） 其他在高山方面還有台灣山岳會員字佐見守氏由新高主山縱走南山東稜來回後沿西南稜在南面露營，拔營後出荖濃溪側的岩稜下到南玉山與錢頭雁山之間鞍部，再從南玉山岩尾稜縱走西南稜，下楠梓仙溪側的南山與主山間鞍部。在攀登南山東稜與南玉山尾稜時各使用了一次登山綱繩。這是繼鹿野氏之後登山家第二次登頂南玉山。（p.240-p.241）

此年另有一項劃時代的遠征登山新記錄，那就是神戶商大山岳部一行的南湖大山及積雪期次高山彙的現代化登山，一行人由田中薰擔任隊長。值得一提的是田中薰一行在積雪期的台灣高連山地使用現代登山裝備（滑雪靴、登山鋼繩、帳蓬等）與現代登山形式（基地營、前進營、攀登隊的分類、警備班和運送班的分派與聯絡），是此型式最大最初的登山行動。（p.243-p.245）

此年以台北為中心的小型登山活動之一有：皇帝殿山岩攀的紀錄。（p.247）
昭和十二年（1937） 台灣山岳會的岡野宗一、橋爪清兩人也於二月中旬登上南湖大山。此次登山與去年三、四月神商大山岳部之行是同樣的裝備與登山形式，仍然從北峰下越過登山者難行之處，在冰點以下的酷寒中以止滑的鐵製登山靴及冰斧克服陡峭的岩溝，經岩稜登上主山。他們在山中各處滑雪，與其說是登山手段，倒不如說是在享受樂趣。此行在比神商大之行更為嚴寒的狀況下創造了新記錄。（p.252-p.253）
昭和十三年（1938） 新記載的登山路線計有自新高東山、東峰至北稜;自新高主山至北稜以及自新高主山至東山稜線北壁等在積雪期中的初次攀登。（p.267）
昭和十四年（1939） 大體上在昭和十三年十二月至十四年一月的季節裡，山岳積雪特別豐厚，不少在積雪季節攀登山岳的在地登山者因缺乏裝備而未能登頂。（p.272）

在夏季登山方面特別值得一記的是，七月中旬的大霸尖山之行。這支隊伍由台灣山岳會的上田宗吉、下澤伊八郎、米澤龍雄、山形總諸氏組成，在由正路登頂東南稜時因岩石崩塌導致缺乏支撐點，最後終於放棄登頂。（p.275）

秋天的高山記錄有大霸尖山、次高山、桃山的高連山地等二筆。其一是九月底總督府農務課山地開發隊愛桓技師一行由埤亞南方面前往大霸尖山縱走。隊員中有二、三人曾利用昭和六、七年間陸地測量部部員殘留的八號粗鐵索上攀，接上前方梯子後很容易地完成登頂。後來十一月中旬平澤、出口一重、下澤、小林武男氏等人在大霸尖山、次高山縱走之際也同樣地在繩索之外利用了粗鐵索和梯子登頂。（p.276-p277）
昭和十五年（1940） 與同志社大學相較，慶應義墊體育會山岳部的登山結果則令人同情。當初該部是為著在新高山岩壁集中登山及進行處女地探勘這二大目的而來。為了因應實際狀況，台灣山岳會於七月三十一日，也籌組了一支令人刮目相看的組織嚴密、裝備精良、經驗充足之優秀部隊。但是就在第一次的新高山集中登山的預備行動中，副領隊大森敏勇氏突然發病並於八月八日在八通關因急性肺炎病逝;領隊山本雄一氏乃率領全體隊員下山返回日本，是極為不幸之事。（p.287-p288）

夏季登山中來自鳥外的登山家有東京醫專山岳部的新高山之行以及北大山岳部的中野征紀氏加入台灣山岳會新登路線開拓隊而攀登大霸尖山。（p.288）